可是，不久，他发现自己的想法根本行不通。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清净山日常大量需要的是懂得技术，安分守己的人。他们和赌博本该无缘。但另一方面，一个人一辈子真正有条件发展创新的年代不会超过二十年。等你什么都学会了，二十年也过去了。学完了，人也完了。所以只能一边创新一边学。

选拔人才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口号，叫做人民的监督。实际上，越是监督得紧，创新人才就越无法脱颖而出。因为，绝大多数的人民在某个专业上是无知的。他们的衡量标准还是来自分数。等于是为分数助威。

学院制度实际上是公务员考核制度或者技术员考核制度。它来自儒家文化的学而优则仕。它是公务员的守则，也是发明家的毒药。公务员和技术员比的就是记忆力。发明家比的是想像力，如果一个公务员一天到晚想入非非，那么不要指望他会把工作做好。同样，一个发明家，总是墨守成规，还能有什么发明。

一个社会想要维持稳定，需要大量的公务员和技术员。但想要发展、不被别的国家甩到后面，靠发明家。鱼与熊掌是否能够兼得是个问题。春秋战国时代研究的人生，主要是公务员的人生。而晋代发现还有一种更为潇洒的，依靠创造性思维生活的人生。魏晋时代所有的学术团体都崇尚后者。这样一来，公务员的人生就没有了市场。当然会垮台。

再说选拔机制，隋代以前靠各种学术团体互相举荐。隋代以后出现了科举制度。发明家的人生受到重创。只有少数弄懂考试范围，又能创新的学者可以有所作为，但是，这些被困住手脚的学者依然很难超越时代。比如，历史上连中三元（解元、会元、状元）的共有十五人，这些人无一例外地在历史中默默无闻。

从选拔者，也就是考官的角度考虑问题，也很难办。他们没有任何标准，却要摸索自己的道路，就好像乜辛然自己建立度量衡一样。可考官上对皇帝负责，下对考生负责，稍不留神就有杀头的风险。当然，越保守越好，最后，比不出来了，只好比考生的书法。

欧阳修是例外，唐宋八大家中，大多数是他举荐的。这说明那个时代思想家的选拔靠人治。而现代社会也在很大程度上靠人治。有著名学者的举荐，你的论文就能在著名杂志上发表。那么这些著名学者怎么来的呢？答曰，前代学者举荐的。举荐来、举荐去，各类著名杂志的水平越来越低，而著名学者的名气越来越贬值。所以说，人类将要面临一个扁平的社会。

乜辛然想在晋代这个简单的社会中做一个试验，因为他认为，许多具体问题，在这个社会解决，比二十一世纪容易得多。他要看看能否鱼与熊掌兼得。这个心愿害得他整夜睡不好觉。对于他这个年龄来说，这个问题的确是大了一些。

晋代人眼中的强盗，就像是当年英国人眼中的海盗，是一种英雄的表现、水浒中人物。例如，敢于冒险的石崇，在乱世中经商、抢劫、捞钱。(乜辛然感觉，石崇之所以能够抢商人，一抢一个准，是由于他本人曾经有经商的经历。)此外，祖逖抢劫以养军队。从此看出，也正是这种没约束的时代，想要立足的知识分子就得拼命想出能够真正安身立命，不依靠任何人的硬方法来。那些幸运者就成了大思想家，大发明家。这也有点像上个世纪，人们常说的，经历过七十年代的人都有救世情节、英雄情节一样。其实，这种胸怀，在一个平凡的世界里面有点可笑，像是堂吉柯德。

当物质生活丰富了以后，就有条件奢侈一下；允许更多的发明家生存。工程技术人员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就是乜辛然最怕的那种训练。这种训练符合跪族精神，但很辛苦。实际上，他们应该得到与发明家同等，甚至更高的待遇。

科举制度是一个系统，一个体制。它有利于稳定，不利于创新。聪明人利用这个体制即稳定又创新。糊涂人被这个体制拖累，既不稳定，又无创新。在这上面似乎还要听孔子的话，“其人存，则其政举。”说白了就是‘人治’。而制度不过是一个巨大的阻尼器，它只是防止极端分子不要走得太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