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数学的符号、算法等等也是一种语言。它们和文字符号都是为了方便人类的表达、交流。根据文献记载，惠施的一些命题曾经引起当时的轰动。但是，‘正派’学者还是不愿意承认惠施的学术地位。不仅儒家看不起他，道家，墨家都看不起这些辩论。因为这些命题都不是治国的道理。所以，惠施的许多思想虽然不输给古希腊的哲学家。但是，他的学说受到双重的压迫，一方面受到政治压迫；焚书坑儒他是跑不了的。另一方面，‘主流学术’也容不下他。在这样双重的压迫下，惠施的著作已经失传，多亏了《庄子》中收录了这二十一事。否则，中国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中曾经出现过这样一类具有科学头脑的人物。认为只有古希腊出科学家。此外，可能还有一些对对当时的影响不如惠施的科学家，连名字都没留下。”

乜辛然说，“我们过去说，在表达事物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通过眼、耳，鼻、舌、身来感知，然后通过大脑转化成为语言，字符，通过嘴说出去。现在，惠施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如果眼睛看不清楚、耳朵听不清楚，其他感官也感知不到的东西，我们是否能够表达和理解？这就是数学的强项，它不是对于感官的直接描述，而是对于思考的描述。而得到的却是比感官更加真实的表达。是普通语言无法表达，必须使用数学才能完成的表达与理解。比如：从轮不碾地，我们知道了摆线。从簇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我们知道了抛物线。（而相对论原理绝对是通过数学发现的，因为那是看不见，摸不着，连仪器都很难测到的知识。）”

没有数学头脑的中国人遇到这种一眼望去无法解释的现象，有两种极不明智的选择，第一是‘子不语’一推六二五，比如，庄子针对人类感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南海住着一位叫做“倏”的，北海住着一位叫做“忽”的，中央住着一位叫做“混沌”的，倏和忽总是来来去去的很忙碌，有一天在中央相遇了，混沌很热心的招待他们俩，倏与忽想要答谢混沌的款待。他们想到一個方法，人都有七窍，能听能看能吃东西还能呼吸，只有混沌沒有，那我們來帮混沌凿七个窍好了，他们每天帮混沌凿一个窍，七天后，混沌就死了。这就是说，凡是‘眼不见为净’。

另外一种人则不加选择，来者不拒，多多益善，一味多记多学。王蒙先生2015年3月在锵锵三人行节目再次强调多元语言主义。所谓开卷有益，多学无害。理由是人们能将自己头脑中的外语和汉语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新的认识。这大概只适用于不习惯想像的人。慧施没学过外语，但他却能从多种角度认识一个字的含义。比学过外语的今人更加深刻。换句话说，只要有足够的想象力。就能想像出一个字背后的千奇百怪来。而千奇百怪的内容必定大于另外一门外语的相应单词给你提供的线索。原因是学外语的人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去记忆，而没学外语的人，利用同样的时间去思考。也就是前者用99%的时间记忆，得到1%的启发。后者100%的时间在想像。时间对人人都是平等的，并不会特别偏袒某个人。否则这个世界就真的出现圣人了。王蒙认为，一个用功读书的人，可以精通好几国外语以及数学。而事实是，爱因斯坦只习惯一种语言，其他都是马马虎虎，为了生存，不得不学。霍金只会一种语言。当今世界上还真找不出精通两国语言的大科学家（古代信息量小的时候倒是有可能）。这就是中国没有大科学家的原因。因为，人人都被逼着学外语了。遗憾的是对中国人而言数学语言更为重要。没有数学的概念就会以为，相同的时间内，一个人学多少语言都可能。就会以为世界上真有，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美事。西方语言学彻底垮台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算花账。他们的所有论述都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 a 和 sprint在发音上消耗的时间是一样的，因此，都被称作是一个‘音节’。如果他们说的能够成立，那么王蒙先生的看法也能成立。但是，数学的表达却需要更改，换句话说，数学在计算时间时应该变成1+1+1、、、+1=1。所以说，数学也和文学一样，经过长期的接触后，变成了一种自身的修养。在考虑同时学习几种语言的时候，这种修养自然地限制了一个人不会去想那些从数量上讲，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相反，某些类似相对论的，一眼望不到的原理却能被数学的推导所发现。它比天网更准确，但这恰恰是中国文人的一个致命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