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曾经设想过的文字系统，后人把它称之为‘组义文字’ semantics。他认为，所有的文字来源于一个统一的东西‘质体’substance, 比如，‘人’这个词，如果从‘质体’定义，是这样的，首先从‘质体’分出两大类，一类是‘神’，另一类是‘凡’。‘神’指无形的、精神的、灵魂的东西。而‘凡’指有形的物体。有形的物体又可以分成‘活跃的’和‘非活跃的’。活跃的指‘生命’，非活跃的指‘矿产’等。而生命中又分为‘有感觉的’和‘无感觉的’。有感觉的指‘动物’无感觉的指‘植物’。动物又分成‘理性的’和‘非理性的’。理性的指‘人’，非理性的指‘野兽’。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的词汇都是从同一个‘质体’引伸过来的。亚氏所说的质体应该是无所不包的‘大一’呢，还是最最基本的粒子‘小一’？两者都说得通。我们可以从最大的东西逐步往小了分也成，从最小的粒子逐步往大了增加也成。那么这个质体应该就是大一和小一中的‘一’。西域人把这种由意思拼写出来的语言称为组义语言semantics，相比之下，他们的语言就是组音或者拼音语言，我们的语言就是组义或者拼义语言。

一千多年以后，莱布尼兹提出，所有词汇的‘质体’不是一个，而是一百多个‘含义字母’（拼音文字的字母不‘含义’）。他还具体列出这最基本的一百多个单词。

但是，惠施早在六百年前就认为，词汇是没有这样一种等级关系的。每个词都能够独立传达意思，不需要什么等级，也没有等级。郢都拥有天下，白马非马就是最好的例子。惠施认为，在文字表达中，谁是主体，谁是从体，没有一定的规律，就象画画的时候，我们只能按照实物去画，任何附加的规律都是捣乱。我们考虑郢都的时候，郢都是主体，而天是从体。在考虑天的时候，天是主体而郢都是从体。我们写名字的时候，姓是主体，名是从体。但是西域人写名字的时候，名放在前面，是主体，姓放在后面是从体。我们写地址的时候，国在前面，是主体，地区在后面是从体。可西域人写地址的时候地区在前面是主体，国在后面是从体。”

众人笑道，“如果地址上的名字写反了，送信人岂不是要送回来了？”

乜辛然说，“如果大家习惯了这套思路，地址是不会错投的。不过，地图上查找一个地方还是从大地址往小地址查，绝对不会先找小地址，再找大地址。

咱们回到原来的话题。就亚里士多德的例子来说，动物是主体，人（理性动物）是其中的从体。但反过来说也可以把人看作主体，动物看作是从体。也就是说‘组义语言’是无序的。这就使惠施所要揭示的道理。可西域各国第一认为词汇的主、从关系是有序的，第二还认为，不但词汇有序，而且句子也有序。他们将这种顺序也称之为‘语法’。

按照墨家的说法‘不比’也就是说，世界上的事物是不能相比的。当然是指由文字表达的事物是不能相比的。（否则‘可比’就由能数字来表达了。）因此，每个字与每个字都能够成为相互的主、从体，没有什么严格的区别。

4. 犬可以为羊
名家说犬也可以是羊，理由是：事物的名称由人而定，与实际事物并非浑然一体；郑国人将未曾雕琢的玉叫 “ 璞 ” ，周人却将没有风干的老鼠肉叫做 “ 璞 ” ，也就是说，玉石也可以是老鼠肉，那 “ 犬 ” 这个名称当然也可以指羊了。名家认为，‘字’的出现是由‘习惯’决定的。 好多人都以为一个字本身代表一个意思。其实不然，字就是符号，意思是人类赋予的。没有人类的赋予，它什么都不是。如果一个字放在那里，谁也不去解释，几代人过去以后，大家都把它忘掉了。那它的意义也就消失了。所以要不断的解释，而最好的解释方法不是一遍遍的记忆，而是从各种稀奇古怪的角度来使用它。千万不要按照说文解字的习惯考虑问题，以为文字是从图画转变的，真有什么‘象形文字’之说。比如，‘羊’这个符号没有什么不可以代表‘牛’的意思。都是两根角，两个耳朵，四条腿，一根尾巴的动物。
5. 马有卵
马是胎生，禽是卵生，可名家却偏说马能生蛋。惠施的理由是：万物本质是同一的，胎生的马与卵生的禽都是生物，所以马也可以有蛋，或者可以卵生。按照科学的观点，马当然有卵。只不过叫‘卵子’而已。使用这样一个方式来说明，‘名’与‘实质’的相互关系。
6.丁子 有尾
丁子, 是楚国人对青蛙的称谓。人人皆知青蛙没有尾巴，可名家偏说青蛙有尾巴，理由是：青蛙的幼虫蝌蚪是有尾巴的，可见青蛙原本是有尾巴的。名家是想把人们经常忽略的过程重视起来。